維加諾因裂教受絕罰,以及其聲明
前任聖座駐美國大使維加諾總主教不承認教宗及梵二大公會議的合法性。聖座教義部為此發表公告,宣布維加諾受「自科」絕罰。
(梵蒂岡新聞網)前任聖座駐美國大使維加諾總主教自願背棄與羅馬主教和天主教會的共融,因此受到自科絕罰。聖座教義部的公告寫道,「2024年7月4日,聖座教義部召開大會,就維加諾(Carlo Maria Viganò)總主教被指控犯有裂教罪一事(參閱:《天主教法典》751條和1364條;art. 2 SST),對於依照《天主教法典》1720條啟動的法庭外懲戒訴訟程序作出結論」。
公告繼續表示,「他的公開聲明顯示他拒絕承認及服從教宗,拒絕與服從教宗的教會成員共融,以及拒絕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合法性及其訓導權威」。「按照懲戒訴訟法的結果」,維加諾被宣判「犯有裂教罪。教義部依照《天主教法典》1364條1項,宣布了自科絕罰。在這些案件中,懲罰罪的解除保留於宗座」。這項裁決已於2024年7月5日通知維加諾總主教。
眾所周知,今年6月20日,維加諾總主教公布了一份傳喚令的全文。根據這份文件,他被傳喚在羅馬對各項指控作出回答,而且他有機會在6月28日前委任一位辯護律師來代表自己,或者呈交一份答辯狀。由於他沒有這麼做,依照《法典》規定,已經給維加諾提供了一位公設辯護人代為作辯護。
近年來,前任聖座駐美國大使維加諾總主教多次聲稱不承認教宗及梵二大公會議的合法性。按照《法典》,犯下某些罪行就會受到自科絕罰。受絕罰的人禁止舉行彌撒和其它聖事,不可領受聖事、施行聖事,以及舉行其他敬禮儀式,也不可在上述活動中扮演任何積極角色。此外,他們被禁止行使任何一種教會職務或任務,不可從事管理事務。
總之,絕罰的意義是醫治罰,也就是邀請當事人悔改。因此,教會始終等待他回到共融裡來。
來源: 梵蒂岡新聞網
維加諾總主教聲明:
由 H.E. Msg. Carlo Maria Viganò、
教廷大使、烏爾皮亞納名銜大主教卡洛.
關於分裂的指控
“但是,當我們自己,當天上的天使
向你們宣講與我們所宣講的福音不同的福音時、
就當譴責他 !
我們以前說過,現在我再說一遍、
如果有人向你們傳你們所接受的福音以外的福音、
就當誅殺他 !
加 1:8-9
“當我想到我們是在聖公會的宮殿中,而聖公會是傳統的特殊見證,是天主教信仰的 捍衛者,我不禁想到我是在家中,是我,你們稱為 「傳統者」,應該對你們 進行審判”。這是1979年Marcel Lefebvre大主教被傳召到前聖部時,在省長Cardinal Šeper及另外兩位主教面前所說的話。
正如我在6月20日的公報中所說,我不承認這個聲稱要審判我的法庭的權威,也不承認它的省長和任命他的人的權威。這決定當然是痛苦的,但並不是倉卒或反叛精神的結果;而是道德上的需要,身為主教和使徒的繼承人,我在良知上有責任為真理作見證,也就是為天主自己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作見證。
我以決心面對這場考驗,因為我知道我沒有理由認為自己與聖教和教廷脫離了共融,我一直以孝順的奉獻和忠誠為教廷服務。我無法想像在我的生命中,有任何一刻會離開這個獨一無二的救世方舟,天主已將它構成基督的神聖軀體,臣服於它神聖的元首和祂在世上的代牧。
天主教會的敵人害怕恩典透過聖事工作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彌撒的力量,這可怕的彌撒使 他們的許多努力受挫,並為天主贏得許多原本會被詛咒的靈魂,而正是這種對天主教聖職在社會中超自然行動力量的意識,是他們對傳統激烈敵視的根源。撒旦和他的黨羽非常清楚,唯一的真教會對他們的反基督計劃是何等的威脅。這些顛覆者–羅馬教宗勇敢地譴責他們是天主、教會和人類的敵人–可以在共濟會(inimica vis)中找到。共濟會滲透了統治階層,並成功地使其放下所擁有的靈性武器,以對話和普世手足情誼的名義向敵人打開城堡的大門,而這些都是共濟會固有的概念。但教會效法其神聖的創始人,不與撒旦對話:而是與他戰鬥。
目前危機的起因
正如羅曼諾‧阿梅里奧(Romano Amerio)在他的開創性論文《Iota Unum》中所指出的,這種懦弱而應受譴責的屈服,始於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召開,以及與共濟會教派有聯繫的神職人員與教友所採取的高度有組織的地下行動,其目的是緩慢但確實地顛覆教會的政府與教權架構,以便從內部瓦解教會。無需尋找其他原因:秘密教派的文件證明了十九世紀構思、一個世紀後執行的滲透計劃的存在,而且完全符合構思時的條款。類似的解體過程已在民間發生,教宗們從血染歐洲各國的起義和戰爭中,看到國際共濟會的瓦解工作,這並非巧合。
因此,自大會以來,教會成為了1789年革命原則的傳承者,正如一些梵蒂岡二世的設計者所承認的,也正如所有教宗對大會及大會後的讚賞所證實的,正因為共濟會長久以來所要求的改變。
更確切地說:「變革」(aggiornamento)在大公會議的敘述中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成為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標誌,並使該次大公會議成為舊制度 (即「舊宗教」、「舊彌撒」、「大公會議前」)的終點 ,以及「大公會議教會」的開端,其「新彌撒」及所有教條的實質相對化。在這場革命的支持者中,有一些人的名字,在若望二十三世宗座之前,一直因為他們的異端教義而受到譴責和排斥。這份名單很長,也包括被逐出教會的Vitandus Ernesto Buonaiuti,他是Roncalli的朋友,在異端中死不悔改,CEI[義大利主教會議]主席Matteo Zuppi樞機幾天前在博洛尼亞大教堂舉行彌撒紀念他,Il Faro di Roma不加掩飾地強調(在此)報導: “將近八十年後,一位與教宗完全一致的樞機再次以禮儀的姿態來做這件事,從各方面來看,都有復興的味道。或至少是朝此方向邁出的第一步 。
教會與反教會
因此,我被傳召到取代聖部的法庭,接受分裂的審判,而義大利主教團團長–在教皇 中的代表,完全與教皇一致 –非法地為一個最壞、最頑固的現代主義代表慶祝投票彌撒,而教會–他們說我與之分離的教會–已經宣判了最嚴厲的譴責。2022年,Luigino Bruni教授在CEI的《Avvenire》報紙上用以下的字眼讚美現代主義:
“[……]對於當時的天主教會來說,這是一個必要的革新過程,因為當時的天主教會對於幾十年來在新教世界中日益壯大的《聖經》批判性研究仍然無動於中。對布歐諾提來說,接受聖經的科學與歷史研究是教會與現代相遇的關鍵。這場會面從未發生,因為天主教會仍被新學派神學的理論所支配,並被反改革主義者所阻擋,他們害怕新教之風最終可能會侵入天主教的身體」。
這些話足以讓我們了解天主教會與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所取代的天主教會之間的深淵,當時新教之風終於侵入天主教的身體。最近的這段插曲,只是一連串永無止境的小步驟、無聲的默許、明知故犯的媚眼中的最新一頁,而正是這些媚眼,使「從新學術神學的定理」──也就是从教條清晰明確的表述──過渡到現在的背教。我們發現自己處於一個超現實的處境:一個Hierarchy自稱為天主教,因此要求教會團體的順從,但同時卻宣稱教會在大公會議之前所譴責的教義;而且它譴責在此之前所有教宗所教導的教義為異端。
將絕對的真理相對化,使其適應世界的精神,從真實中剝奪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過去幾個世紀的教宗今天會如何行事?他們會判我分裂罪,還是會譴責自稱是他們繼承人的我呢?對我而言,現代主義的聖公會會審判並譴責所有的天主教教宗,因為他們所捍衛的信仰就是我的信仰;而貝爾戈利奧所捍衛的錯誤,正是他們無一例外都譴責的錯誤。
斷裂的詮釋學
因此,我問自己:在兩個互相對立、互相矛盾的現實之間,能有什麼連續性? 在貝爾戈廖的 “conciliar 「與」synodal「教會,以及貝爾戈廖表面上與之保持距離的 」被反改革主義的恐懼所阻擋 「的教會之間?如果自稱為天主教的教會與真正的教會不同,恰恰在於它宣揚後者所譴責的,以及譴責後者所宣揚的,那麼我與哪個 」教會 “會處於分裂狀態?
「庶民教會」的信徒會回答說,這是由於教會團體在「必要的更新」中演化所致;而天主教憲法教導我們,真理是永恆不變的,教條演化的教義是異端的。兩個教會,當然:各有各的教義、禮儀與聖人;但對天主教而言,教會是唯一、聖潔、天主教與使徒的;對貝爾戈利奧而言,教會是協調、普世、協議、包容、移民主義、生態永續與同性戀友善的。
教會階級的自我毀滅
教會是否已開始教導錯誤?我們能相信獨一無二的救恩方舟同時也是靈魂滅亡的工具嗎? 神聖的身體正在與它神聖的元首耶穌基督分離,救主的應許已經消失?這顯然是不可接受的,持這種觀點的人就會墮入異端和分裂。教會不可能教導錯誤,而它的元首羅馬教宗也不可能既是異端又是正統,既是彼得又是猶大,既與他所有的前任共融,同時又與他們分裂。唯一在神學上可能的答案是,自稱為天主教徒,但所擁抱的信仰卻與天主教會兩千年來不斷教導的信仰不同的Conciliar Hierarchy,屬於另一個實體,並不代表真正的基督教會。
對於那些提醒我,馬賽爾‧勒斐弗總主教從未如此質疑羅馬教宗的正統性,同時也承認同時期教宗的異端甚至叛教–就像他感嘆:「羅馬已經失去信仰!羅馬正在叛教!– 我要提醒他們,過去五十年來,情況已大大惡化,而且,這位偉大的牧師今天很可能會以同樣堅定的態度行事,公開重複他當時只對他的教士們說過的話:「在這個牧職委員會中,謬誤與謊言的精神得以安心工作,在各處埋下計時炸彈,這些炸彈將在適當的時候引爆各機構」 (《原則與指示》,1977年)。又說:「坐在伯多祿寶座上的人參與敬拜假神。或許再過幾個月,我們應該從這些一再與假教派溝通的行為中得出什麼結論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有可能我們會發現自己不得不相信教宗不是教宗。因為乍看之下,在我看來──我還不願意嚴肅地公開這樣說──一個公開地、正式地屬於異端的人是不可能成為教宗的」 (1986年3月30日)。
我們如何理解「主教座談會」及其領袖貝爾戈廖並不信奉天主教信仰呢?從其所有成員完全無條件地信奉已被天主教會無誤的憲法所譴責的多種錯誤與異端,以及大張旗鼓地拒絕所有未經「他們的」大公會議認可的教義、道德戒律、崇拜行為與宗教慣例。他們中沒有人能在良心上認同「三聖經信仰獻身」及「反現代主義誓言」,因為這兩個誓言所表達的,與梵二及所謂的「聖佑樞機」所影射及教導的完全相反。
既然教會與教廷是滅亡而非救恩的工具,在神學上是站不住腳的,我們必然得出結論,所謂的「conciliar教會」與從保羅六世開始的「教皇公會」所傳達的異端教義,構成了嚴重質疑其教法與政府權威合法性的反常現象。
權威的顛覆性使用
我們必須了解,在教會中顛覆性地使用權柄,目的在於毀滅教會(或將教會轉變為非基督旨意與創立的教會),這本身就構成一個足夠的因素,使這個新主體的權柄無效 ;這個新主體惡意地將自己疊加在基督的教會之上,篡奪了教會的權力。這就是為什麼我不承認讓我接受審判的Dicastery的合法性。
針對天主教會的敵意行動的進行方式,證實了它是有計劃的,也是人們所希望的,因為否則,那些譴責它的人會被聽取,那些合作的人會立即停止。誠然,以當時的眼光,以及大多數樞機、主教和神職人員的傳統訓練來看,一個自相矛盾的教權體系的「醜聞」似乎是如此巨大,以致於許多教長和神職人員不相信革命和共濟會的原則有可能在教會中受到歡迎和推廣。但這正是撒旦的高招 ──勒菲弗爾大主教稱他為「 撒旦 」──他能夠利用教友對牧師神聖權威的自然尊敬與孝愛,鼓勵他們將服從放在真理之前,希望未來的教宗能以某種方式修補已發生的災難,而災難的結果是可以預見的。儘管有些人勇敢地敲響了警鐘,但這並沒有發生。我也是其中的一員,在那個動盪的時期,我不敢反對那些尚未完全顯露其破壞性潛能的錯誤與偏差。我這樣說,並不是指我沒有預見正在發生的事,而是因為為教廷服務的緊張工作和繁重的官僚及行政任務,使我找不到條件去掌握在我們眼前所發生的事的空前嚴重性。
震驚
使我與我的教會上司發生衝突的契機,開始於我擔任宗座代表處代表時,然後是擔任總督府秘書長,最後是擔任教廷駐美大使。我根據宗座代表的權力,譴責麥卡里克樞機的腐敗,反對國務卿提出的腐敗和不稱職的候選人晉升主教席,引起了當時的國務卿樞機塔爾西西奧‧貝爾托內(Tarcisio Bertone)的憤怒。也是貝爾托內(Bertone)與拉約洛(Lajolo)樞機沆瀣一氣,阻撓我在省內反腐敗的工作,而我在省內已取得了超出預期的重要成果。又是貝爾托內(Bertone)和拉茹洛(Lajolo)說服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將我驅逐出梵蒂岡,並將我送往美國。在那裡,我發現自己必須處理麥卡裡克樞機的骯髒交易,包括他與奧巴馬-拜登政府和國際政治人物的危險關係,我毫不猶豫地向國務卿帕羅林(Parolin)譴責,但他毫不在意。
這促使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我在外交和牧職生涯中所目睹的許多事件,並掌握它們與一個單一計劃的一致性,而這個計劃就其本質而言,既不可能是專屬於政治的,也不可能是專屬於宗教的,因為它涉及到以教會的教義、道德和禮儀教導為基礎,對傳統社會的全球性攻擊。
貪污是勒索的工具
就這樣,我從一個受人尊敬的教廷大使(有一天,帕羅林樞機親口承認我是忠誠、誠實、公正和有效率的典範),變成了一個不方便的大主教,不僅因為我在審判貪腐的主教時伸張正義、 而且,最重要的是,因為我提供了一把鑰匙,讓人們了解到,貪污腐敗是如何成為控制、操縱和勒索教會的必要前提,從而對抗天主、教會和靈魂。共濟會在滲入教會機構之前,已詳細描述了這種作案手法 ,而這種作案手法 與民間機構所採用的作案手法 如出一轍,在民間機構中,人民的代表,尤其是最高層的代表,因為腐敗和變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勒索。他們對全球主義精英妄想的順從,正將人民引向毀滅、破壞、疾病與死亡:不僅是身體的死亡,也是靈魂的死亡。因為世界新秩序的真正計畫──貝爾戈利奧隸屬於這個計畫,他的合法性來自世界的權貴──本質上是撒旦的計畫,在這個計畫中,天父的創造、聖子的救贖、聖靈的聖化,都被simia Dei 及其僕人所憎恨、抹殺、偽造。
你若不說,石頭會喊叫
目睹梵蒂岡和主教團的領袖們狂熱地合作,徹底顛覆神聖秩序,散播無間的混亂,使我們明白聖母瑪利亞在喇沙勒特所說的話是多麼可怕──羅馬將會失去信仰,成為反基督者的所在地 ──牧師們的叛教是多麼可憎的叛國行為,而更前所未聞的是,他們背叛了坐在至福彼得寶座上的那位。
如果我面對這種背叛保持沉默──這種背叛是在許多教友可怕的共謀下發生的,太多的教友猶豫不決,不願意承認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是目前革命的主因,也不願意承認天主教彌撒的偽造是教友靈性與道德解體的根源──我就違反了我在司鐸聖秩當天所發下的誓言,並在我祝聖主教時重新宣誓。身為使徒的繼承人,我不能也不會眼睜睜地看著聖堂被有系統地拆毀,這麼多的靈魂被詛咒,而不竭盡所能去反對。我也不能認為膽怯和漠不關心的沉默比見證福音和捍衛天主教真理更可取。
一個分裂的教派指控我分裂:這應該足以證明正在進行的顛覆。試想一下,一個依賴於被我指控為篡位者的法官,將會作出何等公正的判斷。但是,正因為這個事件具有象徵意義,我希望信友們–他們不需要知道教會法庭是如何運作的–明白,當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教宗的選舉值得懷疑時,分裂的罪行並沒有完成,因為vitium的共識 和管理閉會的規範的不規則或違反(比照Wernz – Vidal,Ius Canonicum, Rome, Pont. Univ. Greg. 1937, vol. II, pp. Univ. Greg. VII, p. 439)。
保祿四世的Cum ex apostolatus officio 诏書 永久性地規定,任何主教 (包括教宗) 在晉升或晉升為樞機或宗座主教之前墮入異端,其提名或選舉即為無效。該條文將晉升或提升定義為nulla, irrita et inanis,即無效、無價值,「即使是在所有樞機一致同意及贊同下進行;也不能說是因接受職務、祝聖或擁有而生效 [……],即為晉升或提升的目的。 也就是說,為了 羅馬教宗本人的登基 […...],或為了所有人對他的服從,以及為了在上述行使其職權的過程中任何時間的流逝。保祿四世補充說,此人所做的一切行為應被視為同樣無效,他的臣民、神職人員和教友,均被解除對他的服從,但不影響這些從屬者對將來繼承他的主教、大主教、牧首、元老、樞機和羅馬宗座的忠誠和服從義務。保祿四世的結論是: 「對於那些以這種方式晉升和提升的人,如果他們打算繼續管理,則可以請求世俗機構的幫助,這會使他們感到非常困惑;為此,對於那些以上述方式晉升和提升的人,那些撤銷忠誠和服從的人,不會受到任何那些對那些想分裂主的外衣的人所施加的譴責和懲罰」。
因此,憑著良知,我認為貝爾戈利奥在當選前、當選期間和當選後所堅持的錯誤和異端,以及他假定接受教皇職務時所寄予的意圖,使他被提升為教皇無效。
如果若熱‧馬利奧‧貝爾戈利奧的所有政府行為和憲法,在其內容和形式上,被證明與任何教宗的行為格格不入,甚至有所衝突……; 如果即使是一個普通的信徒,甚至是一個非天主教徒,都了解貝爾戈廖在世界經濟論壇、聯合國機構、三邊委員會、比爾德堡組織、世界銀行及所有其他全球主義精英的分支所推動的全球主義及反基督教計畫中所扮演的反常角色,這絕不表示我想藉由強調及譴責這個反常現象而造成分裂。然而,我卻受到攻擊和審判,因為有些人抱持幻想,以為只要譴責和逐出我,我對政變的譴責就會失去一致性。這種試圖讓所有人噤聲的做法,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甚至會讓那些試圖隱瞞或淡化正在摧毀教會軀體的轉變的人,變得更加有罪,更加同謀。
教區會議教宗的滅亡
再加上促進基督徒合一委員會最近出版的研究文件《羅馬主教》(The Bishop of Rome)(按此),以及其中根據若望保祿二世的通諭《Ut uum sint 》(該通諭反過來又提到梵蒂岡二世的憲章《Lumen Gentium》)所提出的降低教宗地位的理論。在教宗憲法的無謬誤文件中,以天主教真理至高無上的名義,詢問貝爾戈廖刻意選擇廢除基督代牧者的稱號,並選擇自稱為羅馬 主教,是否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教廷本身的詆毀、對教會神聖憲法的攻擊,以及對Munus Petrinum的背叛,似乎是完全合理的,也是一種責任。再仔細一看,本篤十六世已經邁出了前一步,他以兩個完全不同的實體之間不可能的「連續性」的「詮釋學」,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由耶穌會士和榮休教士共同行使的「合議教皇職權」的軀殼。
研究文件引用保祿六世的一句話並非巧合:教宗 [.…. .] 無疑是大公無私道路上最嚴重的障礙(1967年4月28日對促進基督徒合一秘書的演說)。蒙蒂尼在四年前已開始準備,強調放下頭冠。如果這是一個文本的前提,是為了使羅馬教廷與異端和分裂主義者所拒絕的否定伯多祿的首要地位「相容」……; 如果貝爾戈利奥本人在不與宗座共融的基督教派和宗派的集會中以primus inter pares自居 ,背叛了梵蒂岡第一次大公會議莊嚴而無誤地界定的天主教教義的宣示,又怎會有人認為教皇職權的行使和接受它的意願本身沒有因同意的缺陷而失效(這裏和這裏),從而使 「教皇弗朗西斯 」的合法性變得無效或至少非常可疑呢?如果前者將自己定義為「conciliar和synodal教會」,與「pre-conciliar教會」(即基督的教會)對立,而後者顯示他將教廷視為個人的特權,他可以隨意修改和變更,而且總是與梵蒂岡二世和conciliar後的「樞密院」所隱含的教義錯誤保持一致,那麼我可以與哪個「教會」分離,我可以拒絕承認哪個「教宗」?
如果羅馬教廷──說清楚一點,是庇護九世、利奧十三世、庇護十世、庇護十一世、庇護十二世的教廷──被認為是普世對話的障礙,而普世對話又被奉為貝爾戈利奥所代表的「主教座堂」的絕對優先考量,那麼,如果不是藉由去除使教廷與普世對話不相容的因素,因而以完全不合法、無效的方式來改變教廷,又如何能達成這種對話?
眾多教友與信友的衝突
我深信,許多主教和司鐸都曾經經歷,而且仍在繼續經歷,那種痛心疾首的內心衝突,就是教宗基督對他們的要求(他們也知道),與以羅馬主教自居的人以武力、勒索和威脅強加於他們的要求之間的分歧。
今天,我們牧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從睡夢中醒來:Hora est jam nos de somno surgere(Rom 13:11)。我們在天主、教會和靈魂面前的責任,使我們必須毫不含糊地譴責我們容忍已久的所有錯誤和偏差,因為我們將要接受的審判,既不是貝爾戈廖,也不是世人,而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們必須為因我們的疏忽而失去的每一個靈魂、為因我們而犯下的每一樁罪孽、為我們因虛假的謹慎、因對安寧的熱愛、因共謀而在每一宗醜聞面前保持沉默,向祂作出交代。
在我出席信理部會議的當天,我決定公開這份聲明,並在其中加入對我的指控者、他們的會議和他們的「教宗」的譴責。我懇求聖徒伯多祿和保祿(他們用自己的血獻給了Alma Urbe這片土地)在天主陛下的寶座前代求,使他們能為聖教會爭取,使她最終能從使她黯然失色的圍困中解救出來,從那些羞辱她、使Domina gentium 成為新世界秩序的反基督計劃的婢女的篡位者中解救出來。
捍衛教會
因此,我不是為個人辯護,而是為基督的神聖教會辯護,我在教會中被任命為主教和使徒的繼承人,肩負著守護信仰的保存、傳講聖道、在必要時堅持、責備、訓誡、以一切的忍耐和教義勸勉(提後 4:2)的確切任務。
我堅決拒絕撕裂救主的無縫外衣,以及退出基督代牧的最高權威的指控……: 若要我脫離與若熱‧馬利奧‧貝爾戈利奧的教會共融,我必須先與他共融,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貝爾戈利奧本人不能被視為教會的成員,因為他有許多異端邪說,而且顯然是異質的,與他非法和無效的角色不相容。
我對熱‧馬利奧‧貝爾戈利奧JORGE MARIO BERGOGLIO的控訴
在主教團的告密者面前,以及在整個教會團體面前,我指控若熱‧馬利奧‧貝爾戈利奧為異端和分裂分子,身為異端和分裂分子,我要求對他進行審判,並將他從他不稱職地佔領了超過十一年的寶座上罷免。這絕不違背Prima Sedes a nemine judicatur的格言,因為很明顯的,異端因為他沒有能力擔任教皇,所以不能凌駕於審判他的主教之上。
我也指控若熱‧馬利奧‧貝爾戈利奧(Jorge Mario Bergoglio),因為他篡奪了宗座的威望和權柄,導致數百萬信友因跟隨他一錘定音的號召,接受接種用墮胎胎兒製造的實驗性基因血清,而產生嚴重的不良後果、不育和死亡,他甚至出版了一份說明,指出使用這種血清在道德上是合法的(在這裡和這裡)。他必須在上帝的法庭上為這一反人類的罪行負責。
最後,我譴責教廷與中共獨裁政府之間的秘密協議,根據該協議,教會受到羞辱,並被迫接受政府任命主教、控制慶祝活動及限制其傳教自由,而忠於宗座的天主教徒則在羅馬聖公會的共謀沉默下,被北京政府迫害而不受任何處罰。
拒絕梵蒂岡二世的錯誤
我認為梵蒂岡二世大公會議與教會所有真正的大公會議(我完全承認和接受),以及羅馬教宗的所有大公會議相比,是異質的,因此梵蒂岡二世大公會議是沒有教權的,我認為被 「指控 」拒絕梵蒂岡二世大公會議所涉及的錯誤和偏差,是我的榮幸。
我堅決拒絕梵蒂岡二次大公會議文件中所包含的異端教義,這些教義曾被比約十二世以前的教宗所譴責,或以任何方式與天主教憲法相抵觸。至少我覺得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判斷我分裂的人,竟然是那些信奉異端教義的人,他們認為「與那些受洗後接受基督徒名分,但不信奉完整信仰,或在伯多祿繼承人的領導下維持共融合一的人」(LG 15)有聯合的關係。我在想,指責主教失去與異端和分裂者的共融是多麼的無禮,否則就會聲稱存在異端和分裂者。
我也譴責、拒絕和拒絕源自梵蒂岡二世的所謂「後憲法樞密院」所表達的異端教義,以及最近有關「主教會議教會」、在大公無私的鑰匙下重新制定教廷、接納妾侍領聖禮、鼓吹雞奸和性別意識形態的異端。我也譴責貝爾戈利奥對氣候騙局的認可,這是由那些憎恨造物主的人所催生的瘋狂的新马尔萨斯迷信。
結論
天主教的信友們,今天被新奇的風潮所玷污,被悖逆天主的教權所宣揚與強加的謬誤教義所困擾,我請他們祈禱,並獻上他們的祭品與齋戒,使聖母教會在這激情時刻之後,能重獲自由,並與基督一同勝利。願那些透過洗禮而獲得歸屬於她的恩典的人,不要拋棄他們受苦和匍匐的母親:Tempora bona veniant, pax Christi veniat, regnum Christi veniat。
於主日2024年6月28日,聖使徒伯多祿與保祿使徒日的前一夜,於維泰博頒佈。
+ 卡洛‧馬利亞‧維加諾,總主教
翻譯:F. de Villasmundo